新加坡主权基金的天津生态城经验

宁静的生活

刘晓鹏：新加坡主权基金的天津生态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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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生态城面临的状况和中国大陆投资苏州的前车之鉴类似。主要由于“生态”技术门槛不高，中国大陆有太多类似产品，显示不出其特色。即使在新加坡投资的京冀区也有许多竞争，丰台有本土生产的长辛店生态城，打着与外国合作旗号的也很多，听起来更环保的芬兰，与中国大陆厂商在门头沟也正推动生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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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投资中国大陆，用的多为私募资金，损失须向股东负责。新加坡资金属于人民的主权基金，一旦损失易引起民怨。但因缺乏透明的监管机制，政府较容易包装成功形像。如负责生态城业务的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把盖不下去的困境，改称接下来将花更多时间“发展软件”。并展现数字魔术，把居民(4，000)和建筑工人(6，000)合算，指该城“已有1万人入住”，因而前景看好。

　　就政治领导投资的关系而言，《远见》杂志2009年提到的“一时之选”吴财文，2010年就因不明原因宣布将被吴作栋的新闻秘书何东雁所取代。何东雁出身外交界的背景虽不一定长于炒房，但非常适合在此时为这个人口入住远低于预期的城市辩护：“生态城没有在哪一年必须要吸引多少人入住的具体目标”、“目前取得的进展算是与预期相符。毕竟做为一座新的生态城市，从无到有地吸引人来居住的过程中，有挑战也不那麽令人意外。”就天津把新加坡主权基金当普通开发商而言，何东雁并不否认地产开发的目的，但更强调“双方政府高层决策引导和支持”。

　　看来短期之内，新加坡政府期待透过政治交情挽救炒房失利的愿望，仍然不会改变。何东雁的老上司吴作栋坦承入住人口低于预期，不过更强调为了生态城发展，“天津和北京中央政府都展现了政治决心”、“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本身也对项目感兴趣”。但政治关系真能用来照顾新加坡投资?

　　《美国之音》最近根据2014年1月初天津地方债审计显示，天津政府直接负债达2，246亿元(人民币，下同)，是2013年全年财政收入2，078亿元的1.28倍。也报导汪洋在主持国务院会议上称，天津市已欠下5兆元债务，实际上已经破产。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更在北京表示，要杜绝“借生态城名义搞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也批评“盲目引进外国建筑师的设计，但是这些建筑与当地气候条件、文化特徵并不适应，反而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除非吴作栋所谓“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本身也对项目感兴趣”的意思是习近平想买一栋，否则这个已投下钜额资金的生态城，仍然前途多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