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沽水流霞》之大觉庵的名人我的祖父李廷玉

callyu · 发表于 2017-11-2 15:28:45

【编者按】92岁高龄的李希闵老先生是天津近代历史诸多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日前我有幸得到李大爷的回忆录《沽水流霞》，我用了两天时间将回忆录看完后，深深地被李大爷对家乡的眷恋之情、对民族的责任担当所感动！经李大爷当面授权，本馆将首先在微信公众号上进行连载，并于近期以内部资料的形式、重新编排印刷《沽水流霞》这部珍贵的史料。但愿我们的努力可以为今天的天津人了解昨天的天津略尽绵薄。

——馆长齐惠敏

我家原籍山东，自太高祖迁徙来津，到我是第六代。1926年5月，我出生于当时的天津西郊大觉庵村，即今之红桥区前园。从来津的历史来说，我可以算是一个老天津人了……虑及与我同龄的乡亲可能已为数不多，深恐本应留存后世的一些历史事迹年久失传……出于对家乡的热爱，我愿就自己的一些记忆略叙既往……

——李希闵

大觉庵的名人我的祖父李廷玉

李廷玉南运河下游疏浚委员会主席1936 年 5 月

我的祖父李廷玉生于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光绪某年秀才，庚子、辛丑年并科第十七名举人。幼年时家贫，随叔父良辅公种植鲜花，挑担售花为生，但自幼好学，手不释卷，售花时，仍抽空读书，勤学不辍。

后家境略定，乃受叔父命，弃农就学于市内东门里大户姚斛泉家家馆侍读（即在服侍老师的前提下受业读书），受教于清末津沽名儒梅宝璐先生。每天从大觉庵步行至姚家，风雨无阻，冬日天短，即就宿馆中，为免受家主人嫌恶，放学后将火炉的炉条拔下落火，在冷屋中坚持读书习字，碗中余水结冰，墨凝滞笔，仍漫步立读行文以却寒，此等苦学精神，当为后人敬仰效仿，是正如《孟子》书中所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之体现。其苦学坚韧之行，深得梅师之称赞，尝谓“实忱必有兼人之才而应大用”，可谓师徒知心。祖父除遍读经史外，更关心国家大事，庚子之后，国势日衰，外患频仍，愈觉富国必先强兵之要，乃于1900年入保定将弁学校学习炮兵，毕业后以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以宪法学员身份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毕业后回国，即投身军政界。先随清廷贵胄兵部尚书铁良到南京，担任江宁京口兵备处总办兼警务督办。国民革命后，在北洋政府督办绥蒙事务（官职不详）后任驻乌里雅苏台军务参赞。其间曾于1916年（民国五年）谒昭君墓，并提诗刻碑留纪，碑阳为“汉明妃墓”四个大字，碑阴为所提七律一首，诗文为：奇策安边付女流，琵琶一曲自千秋，寒凝青塚烟犹惨，声咽长河水带愁，忍辱肯为胡地妾，论功羞煞汉关侯，炎刘已尽单于殁，剩有昭君土一抔。该碑现存呼和浩特市昭君墓前，我曾两次拜谒并摄影留念。

后随李纯（字秀山，英威上将军）协督江西，为军务襄办，九江镇守使及两赣（即赣南、赣北）镇守使，任陆军中将和江苏督军府总参议。李纯后来任苏、皖、赣三省巡阅使兼江苏督军，祖父任高等顾问，已被提升上将军衔，但在报总统待批期间因李纯自杀，竟成悬案。李纯是天津人，家里是卖鱼的，没读过多少书，可称胸无点墨，官阶不低，军政大权在握，但一切军政事务，均赖祖父经办，他与祖父兄弟相称，常说一切公事包括家中的大事（如他死后的遗言后训）都由“二哥”操劳办理，可谓“莫逆相交，肝胆相照”。祖父协助李纯办理的事情很多，史料多有记述。而敦促李纯倡办《和平救国会》促使南北议和之事虽已有专著，但应在此加以略述。

民国初年，南方军阀扶持孙中山，北方军阀拥戴袁世凯，虽都以护法建国自命，实际上各有自己的打算，都想以军事实力统治中国，以致南北之间，南南北北之间，军阀混战，国事日非，祖父向李纯建议由他以当时的威望，致电有关各方实现南北议和共商国是。

从1917年12月到1919年2月，祖父为促成议和往来奔走于南北各系要员之间，并亲往广州谒见孙中山，与吴铁城、唐绍仪、胡汉民等人多次商谈，务期事有所成。在此期间内电报往返发送多达百余件次，终于1919年2月21日促使南北方面的代表在上海召开议和会议。南方的总代表为唐绍仪，北方总代表为朱启钤（即后来任驻美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的外公），自开会之日起至5月13日，共经八次协商，但终因意见难于统一，未能达成相关协议，使历经一年多的南北议和以失败告终。

此虽为祖父为其辛劳无果之憾事，但其为国家统一黎民福祉所做出的努力当能昭诸青史。陈隽如先生曾著书《南北议和始末》对此有所详述，并将祖父原存之电稿摘要刊载书中，此书已经文史资料部门刊印发行，世人当能亲阅而有定评。

再应追述者为南苑说降张勋，阻断复辟活动。自清廷逊位后，民国初建，南方拥戴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北方则以军事实力眩耀，明邀孙中山北上就职，实则意图推倒孙而拥袁。此时，身为徐州军政大员的张勋，则另起复辟帝制把持大权的野心，他有军事实力，又有列强暗中支持（主要是日本），他的军队都留着身为清兵时所蓄的长辫子，所以称做“辫子军”。当时他带兵北上逼近北京，大有与国民军一战之势。祖父虑及国基未定，民生凋敝，决不能再起战端，乃毅然代表初定的政府亲赴张勋屯兵的南苑，以大义说服张勋及其已驻进天坛的部下李辅廷的部队改变初衷，免除复辟的战乱，促使张勋请罪自责，在1917年获赦下野。祖父生前曾就此事对我多有讲述，但有关资料书刊却对这件事没有详述，故应在此写上一笔。

祖父在北洋政府时期的事迹应以1921年协助蔡虎臣（字成勋）协办江西督办并护理江西省长后，即告一段落。

李廷玉

祖父虽为官多年，因生性耿直，急公好义，不媚权贵，不贪不敛，更常仗义疏财，因而并无积蓄，可谓两袖清风。但他对郷里的感情是深厚的，举凡村中公益之事，无不鼎立为助，更能为公众之事，仗义执言。西乡一带，没有不知道有这位肯替老百姓说话的李二爷的（我祖父行二）。

1935年4月，曾有津门士绅、乡邻们为其掛颂匾一块，金地匾面，上书“义周桑梓”四个大字，为名书法家孟广慧书丹，当时曾悬于中庭之上，惜于清野时同毁于火。祖父弃官归民后，家中人口众多，生活如何维持终须设法，于是经友好协助，加入盐业商务，当时的盐务是政府指定官商引地统收统销，是谓官盐。我家的引地称为津武口岸，店名为a济恒商运事务所（公司），地址在原意租界二马路1号。其统销范围应是包括京畿六十一营（盐务的地区名称）中的一些地区，但我听说过的只是杨村蔡村河西务等地。盐务虽为商业，实则专利机构（此中详情曾经陈隽如、刘炎臣等人在《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中有所著述）。

1940 年李廷玉家居照

1930年，祖父曾因盐务遭争竞嫉怨的对方陷害，被山西派的天津市长崔廷献诓骗到太原羁押数月，康济恒商运事务所也被迫停止营业。祖父的这一经变，使盐务大受损失。我是1926年出生，在我小的时候只知道东门外水阁大街水阁医院隔壁（西边）是我家的盐店，店名合丰。另有几处分店是挂靠合丰经营，我记得的有西门官盐店地址在西门里盐店胡同口的西门内大街，经理叫张頡吉；南门官盐店地址在南马路南门东不远路北；紫竹林盐店地址在马家口河沿即现在的海河西路锦州道和大沽路之间坐西朝东；西沽官盐店地址在红桥区西沽盐店街，我的大姑妈（赵聘卿宅）家对过，经理就是我的大姑父赵聘卿。至于杨、蔡、务那边的店名我就不知道了，反正那时只有合丰官盐店卖的盐是官盐，其它私贩的叫私盐。官盐店有盐警队保护，盐警队有抓捕私盐贩的职权，在1936前后，盐警队的大队长是滕朝臣，副大队长是我的五祖父李廷樑。盐店的经营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

“七七事变”后，日寇占领天津，一些汉奸借助日本人的势力把盐店夺去，改为义生公司，经理是齐策勋。到抗战胜利后，盐店虽然发还，但政府已明令取消引地和官办，成为一个普通的盐店，不再有过去的专利了。到解放以后，经营日衰，终于1952年停业。

祖父在经营盐务的同时，为发扬祖国的传统文化，于1931年邀集在津好友陈筱荘、张伯苓、陈哲甫、邓庆澜、郑菊如，时子周、钟洁卿、王荷舫等人聚会商讨，于1932年成立“天津国学研究社”。开办费由祖父出资，借用河东三马路与海河河沿交会路口的天津市立师范学校礼堂为社址，开班授课。遍聘津沽名儒，讲授经史、书法，很快便名噪津城，由于办学基本是义务性质，讲师们不求薪俸，学生不收学费，一切开支均由组建人和相关的商业会所捐助。于是莘莘学子负笈来学者甚众。

祖父虽为社长，但仍负责讲授书经，孝经、论语等课，而且不畏寒暑风雨，每日必到，诸讲师授课时，祖父大都坐在讲台旁边陪同，以示对讲师的尊重和对学员的督慰。

国学研究社师生祭孔李廷玉字实忱

国学研究社还定期出版《国学》会刊，无偿向有志国学者发放。1935年2月25日天津大公报曾以《国学研究社为本市唯一讲学机构》为题在该报的副刊发表赞誉文章，此文刊出后，轰动津城，一时几百个座位的礼堂都挤满了前来听课的文学爱好者，多达数百人，没有座位则站立听讲，可谓盛况空前。

国学研究社的作用是为国家和社会培育了大量的文学人才，在后来的中学乃至大学的文学讲坛上，有不少是经过国学研究社培育出来的良师。在书法讲授中得到教益的如龚望（原名龚望宾，字作家）余明善以及我的六叔李邦佐都是经国学研究社的书法讲师陈翮洲先生教育而成为津沽的知名书法家的。国学研究社一直办到“七七事变”天津沦陷的前夕，祖父为避免遭日寇的破坏或利用，才宣告停课解散。

1935年，汉奸殷汝耕在日寇卵翼下成立伪冀东自治政府，蒙绥方面也遭到日寇的侵略，傅作义将军以闻名的血战百灵庙的胜利激起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日浪潮，当时的中央国民政府为了预防和缓冲日寇的侵略行径，在北京组成以29军军长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宋慕祖父之名，特聘为常务委员，祖父出于爱国和整顿军政事务以求救国安民的一贯心愿，当即就政务委员会的工作提出一系列的务实建议，包括军政、经济、外交、选才、安民和作战等等，为后来29军的抗日行动作了许多必要的准备。

李廷玉在疏浚运河工地，图片来自“lilan55555的博客”

虽然抗日战争开始时29军未能取得胜利，但29军所辖的36、37、38师的抗日战绩和将领的英名却都名标青史，如36师师长赵登禹，亲临前线，战死在南苑，付军长兼37师师长佟麟阁也在战斗中壮烈殉国，38师师长张自忠当时虽未在平津的战斗中付命，后来也在湖北的战场上以上将之驱战死在前线，成为抗日战争中光荣殉国军衔最高的将领。关于祖父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和整顿军政，策划抗战的建议全文，已在有关的史料中多有论述。

1935年4月，祖父受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任命，在天津东门外南斜街成立了南运河下游疏浚委员会并担任常务委员会主席，张自忠（天津市市长）、肖振沄（先任天津市市长，后为29军上将总参议）、门致中（29军中将军务参赞）、戈定远（长芦盐运使）等为常务委员，并由津市商贾名士、技术精英为委员，工程技术领导是总工程师吕金藻，于是年4月26日开始办公。

南运河下游是指从静海县靳官屯至金钢桥三叉河口的河段，全长75公里，大部分在静海县境。市内工段虽仅长八里多，但地处河流交汇之处，险工难工甚多。祖父以年逾花甲之身，不畏风雨，经常亲临河工险段视察慰问。当年我才九岁，常见祖父打着汗伞脚踩淤泥站在炎热的阳光下指导工作。我家的东西客厅也成了指导浚河工程的办公地点，许多有关河工推进的会议是在西客厅的会议桌上决定的。

那时我认识了许多曾在国学研究社学习过的学生，他们都称祖父为老师，这些人里我记得较清的有韩愈（字少苏）是个戴眼镜的青年，还有写得一手好字的顾象枢（家住东郊贾家沽道）陈隽如（字文彦）善工文牍，是当时的秘书，我常在他们工余之时听他们讲关于河工上发生的事情。南运河下游的疏浚工程从4月底开工到七月中旬完工。

7月16日上午11时放水，当时正值伏汛，海河水位较高，一股洪流自东而下，下午一时，刚挖好的河身已经床满，我和大人们站在河边观看，十分高兴。

记忆中刚刚流到的河水里有许多长尾巴的蛆，这是因为三叉河口挡水坝附近居民往河中倾倒污水，在伏天必然产生的结果，好在大量水流过后，这种脏东西就不见了。

在放水的当天，正逢小暑节，祖父回顾一百多天的辛劳成果，端赖群心众力，虽终有所成，然应以民力为先，更为了一表个人清廉奉公的衷心，遂即兴成联：“浚川贪取半文钱，纵当时倖免天诛，终必坠河而死；放水适逢小暑节，念此事全凭民力，问谁与汝争功。”工程结束后，为纪念此一利市利民之举，在静海县唐官屯南运河左岸九宣闸附近和天津市侯家后（今红桥区金钟桥口）的南运河南岸各立汉白玉石碑一座，尽书疏浚经过，碑文均为祖父亲撰，九宣闸碑为我的六叔李邦佐书丹。天津市碑为陈翮洲（锺年）先生书丹，静海县碑现存静海县梁投镇中学后的教育基地（见照片），天津碑原存第二工人文化宫，现存天津历史博物馆。

南运河下游疏浚的九宣闸碑

南运河下游疏浚委员会结束后，1936年11月祖父又以推崇国医，帮抚医患之初衷，大力提倡弘扬祖国医术，呈奉天津市政府批准备案后，假东门外磨盘街合丰盐店的空闲房屋，成立天津市国医学院并附设医院和施诊所。（贫困市民可免费就医）遍聘名医任教施诊，不到一个月就医者超过三千人（出诊未计入）。当时参加持教和施诊的名医有施今墨，孔伯华、赵亚荪（天津中医学院创始人、教授兼副院长赵寄凡之父）戴代山，古今人、王静斋等约50位。

国医学院成立之后，很受津门百姓乐道，但好景难长，不久，芦沟桥事变爆发，天津也于7月29日沦陷。天津市公安局遭到日机轰炸，几成废墟，国医学院毗邻公安局，虽未被炸，但已无法继续，遂停办。一些实验器械勉强抢出后存当时的意租界五马路（今自由道）26号祖父家中，“七七事变”后，我们原在大觉庵居住的家人，全部迁至市内祖父家中“逃难”，当时我曾看到这些零乱存放的化验瓶和显微镜等。

日寇占领天津后，合丰盐店被汉奸们夺去，祖父坚持爱国大义，不当汉奸，当时虽有过去在日本学习时的学友曾到家中劝请，祖父不得已离开自己的住所暂到国民饭店开房间居住，以避开日本人和汉奸的纠缠，决不出面替日伪工作。

“七七事变”后不久，祖父曾接受国民政府密令以张永安化名为华北宣抚主任，其任务是负责收拢29军在冀东唐滦一带散落的士兵为抗战做准备。按祖父的日记所载确曾派出过几批查找散落士兵的工作人员并有查找报告分三次密报中央，並有因密秘工作牺牲的人员在抗战胜利后享祭忠烈词（如原省立师范学校教员张玉斌等）。

此事之详情我虽不清，但抗战胜利后，祖父曾于八月下旬以“卯电”向中央汇报此事，曾在当时的民国日报上刊登电报全文，后经复电；“抗战已胜利，着即撤销宣抚主任任务，原有工作人员及工作所用资费据实报核。”

李廷玉先生故居意租界五马路 26 号今河北区自由道 37 号

接电后即将成都道门前的单位名牌撤下，遂即将原地暂借给刚成立的第十一战区北平前进指挥所天津代表办事处，不久该办事处迁到山西路临近长春道的一所楼房，最后迁到常德道2号那所属于国民政府财政部的花园楼房挂牌办公。该单位的代表为施奎龄，他的实职是河北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因河北省政府尚待复建，故暂以前进指挥所天津代表的身份办理有关事务。北平前进指挥所的代表是吕文真，字石如，是十一战区的副参谋长，少将军衔，施奎龄则是以北平前进指挥所的代表主持天津代表办事处工作，为此，暂授以少将军衔，实为工作开展而授的虚衔。祖父并未参与此事，但是把他的学生梁介夫、周铁铮、顾象枢等人以原华北宣抚主任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推荐到该代表办事处工作，此项工作虽与华北宣抚主任之事无直接关系，但可以算是为抗日战争所作贡献的继续。前进指挥所天津代表办事处的任务是全面布置和与美军联系对驻津日军的受降和善后事宜。

1945年10月6日在承德道原法国公议局（后来是天津图书馆）门前举行了天津日军授降仪式。10月7日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来到北京，并于10月10日在北平故宫的太和殿接受驻华北的日军授降，随后，北平前进指挥所和天津代表办事处即行撤销，也算是祖父为抗日战争所做事情的结束。

这说明从“七七事变”日寇占领天津后，祖父誓不为日伪效力，坚持晚节甘守清贫，不当汉奸是有其一定渊源的。当祖父不为日伪工作躲到租界暂住时，日本人曾一度把五祖父李廷樑押到宪兵队恐吓，而迫使祖父出面为官的阴谋终未得逞。尽管如此，祖父当时的经济情况已捉襟见肘，身心日益疲惫，但仍在坚持晚节的同时不坠救国爱民之志，以仅有之余热，转而关心教育事业。

在此之前他已为天津市甲种商业学校（后改为育才商科职业学校，地址在东马路马棚胡同对过）、众成商科职业学校（地址在吉林路滨江道口，现为吉林路中学）、普育女子中学、崇化中学、福婴小学、尚德小学等学校多有筹资赞助，并担任董事长或董事。“七七事变”之后，又于1939年，联合众多友好大力创办含光女子中学，地址在当时的意租界东马路（今河北区民生路自由道交口）后迁至西马路（今民族路东侧邻近自由道）。

含光女子中学的创立和发展，多经周折，为扩展校址，祖父亲自出面请寿丰面粉公司、凤祥鞋帽店和当时的一些商界热心人士资助并由曾任商会会长的纪华（字仲石我的三婶母之弟）出面周旋、出资赞助和担保，向当时的市民银行贷款两千万元，终使扩建校舍增加班级之事得以完成。该校校长张淑纯女士曾就此著文，编入《天津文史资料汇编》。

1948年9月以后解放军在东北各地捷报频传，并为进攻平津做准备，曾经有关人士（据知此人可能是我大哥的表弟孙会芳，他早期参加革命，改名孙方，解放后在外交部任专员，是李克农同志的二女婿）介绍一位名叫刘仁述的同志（此人解放天津后曾任天津市公用局副局长，当时局长是李安同志）亲见祖父谈及利用时机配合解放平津事宜。为安全起见，祖父与其面谈后即于当晚将其密送到烟台道孙冰如（我大哥李希聃的亲舅，孙方的九伯父，孙方的父亲行十一）家中住宿，并于次日密送其离开天津。

1948年12月18日，北郊宜兴埠已经解放，12月25日，天津市已被解放军包围，国民党军队已临被消灭前夕，而军中主战、主和者仍在争论不休，祖父为实践刘仁述同志来津时的嘱托更为免天津市毁于战火，毅然在自家居所，天津市成都道56号（现为成都道31号）邀请一些天津士绅组成“天津市人民自救会”，参加人有邓庆澜（字澄波曾在“七七事变”前任天津市教育局长）、曾延毅、姜般若（时任育德法商学院院长）、吴颂平（中国垦业银行天津分行行长）、戴小松（律师）、夏彦藻（字琴西，律师）、周铁铮、张誉闻（凤祥鞋帽店经理）等，周和张均为祖父的学生，同为国学研究社学员。

1948年1月11日和12日，祖父曾致函国民党62军军长林伟俦呼吁停止抵抗以保城市和居民，并派姜般若到恒源纱厂（在西窑洼）面见林伟俦，林曾复告；他和林彪为黄埔军官学校同学，允即派其下属夏参谋前往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联系，在回函中表示“不愿僵持，使百姓受无谓牺牲，我们很需要桥梁，使双方得以取得联系，这是一件非常之事，因此需要有一位非常的人，才能担任，希望李老先生能当此非常的人。”并一再表示不愿抵抗的诚意。

当日（12日）下午四时林派车把代表送回，1月13日，祖父又就此事直电解放军指挥部（电号可能是来自军方），呼吁和平解放。1月14日上午11时解放军开始进攻，炮火声中，祖父又命姜般若和陈隽如再到恒源纱厂，林伟俦表示立即停止抵抗，但为时已晚，解放军已攻入市内。次日解放军城工部工作人员吕良和李存疆曾到祖父家中慰问，12日当天天津《益世报》曾出单版，报导了天津市人民自救会的活动消息，标题为《天津市士绅李廷玉等群谋自救》。

1月18日下午，自救会派邓庆澜、姜般若、戴小松等人代表祖父到鞍山道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慰问，自救会之事也就此告一段落。

祖父晚年曾在百忙之余从1940年起写作《农书》，历时数载，终于在1947年写成，其书稿共三部，我曾见过并曾代为抄录过一段，但此书后来是否刊出则不得而知，稿落何人之手，也待访查。

祖父的一生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一生，虽殚精竭虑，辅佐他人，使诸事多有所成，然自身并未为名利筹谋，晚年更陷于经济困窘境地，心情怎能舒畅。1951年，祖父身体已相当虚弱，但仍每天坚持写日记，在室内锻炼八段锦，是年六月曾自占七言绝句一首：“晚年多病邀天佑，乱世奇穷享自由，道义侈谈千古重，功名耻为一身谋”，以抒心臆。是年祖父诞辰（旧历八月二十八日）他的学生们前来祝寿时献一寿联：“亦侠亦儒三津义士，得名得寿一代经师。”道出了他所培养出的后代对他的赞颂和敬仰。

1952年4月下旬，祖父忽患重病，但在4月23日仍坚持写日记，写道日前曾于清晨吃小白梨一枚，午间即感不适，立饮姜汤……这是我在他的书房内看到他最后一篇日记中写的，此当为得病之源。而年老气衰，心情不畅，忆及平生，多方助人，为他人办成过多少别人办不成的事，至今老而无助，则是他得病难愈的内因。

祖父得病后十天即5月2日，我曾亲侍床前，陈隽如和二叔均在，当时祖父虽上喘，但还能说话，不久，五叔（协和医院内科主任，郭沫若的护医）也从北京赶来，用听诊器听诊后，到外屋说，心脏还可以，只是肺炎太厉害，加以身体虚弱，恐难持久。祖父虽未听到此话，但已心知肚明，以其光明磊落，心胸豁达之秉性，遂即断续地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至3日晨，父亲和我及二叔、五叔等均在侧，是时祖父已口不能言，惟喘声甚重，有如笛鸣。至午时，喘声已微，正午刚过即阖然仙逝于寓所二楼卧室。

祖父的丧事办得可谓十分简陋。当时家中拿不出多少钱，而早存的一口阴沉整木的寿材由于存放在大觉庵马号院内虽幸免毁于“清野”，但因被火烤后无人照顾。已见大裂缝而不能使用，临时筹款无着，竟是由祖父的学生们主要是张誉闻先生集资购得栢木材一口，以廉价的清朝服制作为寿衣草草装殓。谁能想到，一生轰轰烈烈，死后竟如此凄凉。

5月6日，在简单的乐队陪送下，父亲持幡，行过成都道，到西康路口转用马车将灵柩运到大觉庵祖茔，并“请”来原浮厝在马号院的祖母灵柩，在祖茔偏正穴位合葬。

文革中，造反人员竟将茔地中的坟墓全部挖堀，当他们在打开祖父的棺木时应该看到，他们想像中的大人物，并无丝毫贵重物品陪葬。这更可让人们知道，一生为桑梓行义的李二爷确实是为官一世两袖清风的清廉本色了吧！

祖父一生所写的日记，记录了许多当时的史料，有许多当时报纸上刊登的要闻摘录。日记是文华斋出售的毛边纸竖红格线装本，每册约百余页，两面书写共27册，其中18册是页面较大的（长约一尺，宽约六寸），另九册页面较小（宽约五寸长不及尺），此日记一直写到他临终前九天从无间断。我和八叔李邦镇曾受命代抄过报章摘录，日记完全用毛笔小楷书写，可谓集一生见闻的大事专辑。这27本日记，在祖父去世后由二叔李邦翰献交给国家，承交人是天津市政协的袁东衣同志。后来，这些日记上交到国务院作为重要的历史资料，以国家档案存入国家图书馆。

1954年，我曾为了解张自忠遗留房产（在宝鸡西道吉星北里13号和成都道60号）问题想查一下“七七事变”当时张自忠为宋哲元当“替罪羊”而一时遭市民责难的事情，想以原著人家属的身份去借阅，但遭到拒绝，理由是该档案非经国务院周总理批准不得借阅。可见这份资料的珍贵，当时我见到这份档案的目录是“天津李廷玉六十年大事记”。

回想祖父从1910年随铁良为官，再往前追述，最多也应该在1900年左右，才能开始写日记，到他逝世也就是五十年左右，怎能成为六十年大事记？这个问题无关紧要，无须分析，最近我曾到天津市图书馆查阅其它资料，从该馆工作人员口中得知，该馆也存有李实忱五十年大事记，如此，则前述情况似有差误。总而言之，这是祖父留给国家的一份珍贵遗产，是无可质疑的。

《沽水流霞》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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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闵老先生《沽水流霞》系列文章连载

【连载】《沽水流霞》之日本投降前后的天津（上）

【连载】《沽水流霞》之日本投降前后的天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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