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沽水流霞》之崔古柏夫其人

callyu · 发表于 2017-10-25 14:04:12

【编者按】92岁高龄的李希闵老先生是天津近代历史诸多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日前我有幸得到李大爷的回忆录《沽水流霞》，我用了两天时间将回忆录看完后，深深地被李大爷对家乡的眷恋之情、对民族的责任担当所感动！经李大爷当面授权，本馆将首先在微信公众号上进行连载，并于近期以内部资料的形式、重新编排印刷《沽水流霞》这部珍贵的史料。但愿我们的努力可以为今天的天津人了解昨天的天津略尽绵薄。

——馆长齐惠敏

我家原籍山东，自太高祖迁徙来津，到我是第六代。1926年5月，我出生于当时的天津西郊大觉庵村，即今之红桥区前园。从来津的历史来说，我可以算是一个老天津人了……虑及与我同龄的乡亲可能已为数不多，深恐本应留存后世的一些历史事迹年久失传……出于对家乡的热爱，我愿就自己的一些记忆略叙既往……

——李希闵

崔古柏夫（D.Tricuboff，又名德雷古柏夫），1898年生于俄国，犹太人，1916年流亡到哈尔滨，1929年来津。当时他穷困潦倒，衣衫褴褛，天津老百姓根据他的俄文译音，称他为“提了个包袱”，形象地描述了他当时的窘况。但在短短的十余年后，他竟一跃成为拥有亿万资产的“哈同（建国前居住在上海，为在华外国人的首富）第二”，难怪外国人称天津为“冒险家的乐园”。

崔古柏夫

开设洋行广置房产

初来天津时，崔古柏夫以“跑合（中介）”为生。1935年，与美籍商人路易加帝共同在旧英租界今青岛道4号和青岛道2号开设德盛洋行，经营呢绒、布匹、绸缎、皮革等。“七七”事变前，与朝鲜、日本浪人合作，大量走私并包销私货。天津沦陷后，他又与日军勾结，连续向日军甲第1820部队、日军华北皮毛统制会（日军对于军用皮革一面禁止商民收用，一面挨户检查，厉行没收，并特设皮革加工业统制会及皮毛统制会）低价献卖皮革等军用物资，为便于与日军联络，还以重金聘用日本人丰川为洋行顾问。

1941年初，他向银行贷款，从美国进口大批西服面料，随后又以此货抵押再贷款订购，如是套购多次，存货甚丰。适值太平洋战争爆发，物价狂升，货币贬值，于是。他卖出少许货物即将债务偿清，后又陆续高价卖出囤积之货，获得十几倍的暴利。先后在当时的十区中正路（今解放路）232号、234号、247号、82号开设兴盛洋行、隆盛洋行和百利洋行，在当时的一区森林路（今和平区新华路）199号开办德盛洋行分行，在十区（今和平区）大沽路136号建成德盛门市部，在北京东交民巷口设立德盛洋行分行，并以房产参股大阔饭店、大利餐舞厅，在天津、北京、北戴河等地广置房产20余处，成为在天津外国人最大的暴发户。据报载，其资产达数亿元，并称之为“哈同第二”。

大阔饭店

隐匿敌产判刑5年

抗战胜利后，利令智昏的崔古柏夫不惜冒着隐匿敌产的罪名，利用手里的雄资向日商大量收购数千万之巨的皮货、猪鬃、皮革等，乘机出口国外，牟取暴利。也正是他的这一招错棋断送了他在华如日中天的“淘金事业”。

1946年初，国民党的敌伪产业处理局接连收到告发崔古柏夫隐匿敌产的举报信。同年3月18日，天津地方法院、天津地方海关、敌伪产业处理局共同查封了崔古柏夫的洋行、仓库。9月9日，河北高等法院一分院将其拘捕收押。同年11月22日上午10时半，河北高等法院第一分院（天津分院）开庭审理此案。苏联驻津领事顾德夫等数名在津外国代表到庭旁听，外交部驻津特派公署也时刻关注此案的发展。《益世报》对此案做了详细报道。

法院列举了崔古柏夫的犯罪事实：天津沦陷后，崔古柏夫即与日军所辖的天津皮革加工业统制会及皮毛统制会通谋合作，陆续大量收买各样皮张，以“评定”价格售给日军使用，1945年，以低价卖给日军甲第1820部队和皮革加工业统制会山羊皮479张。重金聘用日本人丰川为顾问，司掌柜事，专办对日寇办理联络事宜。1943年6月由日本人丰川提议，崔古柏夫向日寇献联银券3万元，其中1.5万元为伤兵抚恤金，1.5万元为国防献金。1944年6月伪市长张仁蠡发给他一张奖状，上书：“德盛洋行献铜200斤，足征热心，殊堪嘉许”。

张仁蠡

日本投降后，他又隐匿大量敌伪物资。崔古柏夫的辩护律师赵泉则完全否认被告的资敌罪行：其一，被告于1916年来华，持有俄国护照，后曾返苏结婚，1923年领有苏联护照，自该时起，被告即为苏联国籍，至于其护照于1926年期满，直至1946年才换领新照，完全是因为当时在华无法更换的原因，所以，被告并非像起诉书上所称为无国籍者。其献卖皮革，献铜献金皆为1941年至1944年底之事，苏联当时尚未对日宣战，被告为中立国人，即使如上所说，其行为也不适用于中国法律，而只适用于1907年10月18日颁布的《海牙条约》中关于中立国人民权利义务的条款，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汉奸罪可言。

其二，在日本占领天津的特殊时期，三项献卖均为日军强迫行为，如存于拉特夫特夫斯基仓库的皮革价值6万美元，日军却只付了伪联币5000元，事实上，这些皮革是被日军强行没收的，有日军部及皮毛协会收据为凭，而献铜之事，是时天津市民无一幸免，被告自也不例外。1947年2月8日，法院判决处崔古柏夫有期徒刑5年，褫夺公民权4年，其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全部没收。崔古柏夫不服判决，上诉至最高法院，并运用关系让人在外多方活动，以求获释。

多方活动无罪释放

受崔古柏夫夫人之托，苏联驻津领事顾德夫在判决后的第二天就找到外交部驻平津特派员公署。态度强硬地称崔古柏夫一案因法院院长为一反苏人物，在审判时只延请不利于被告的证人，故而判决颇欠公允。同时风闻天津政府某权要曾对法院下令，主张对崔古柏夫判罪，其目的意在侵占崔古柏夫的房地产。为此，在津苏籍、英籍、美籍侨商多人拟推举代表，前往南京向蒋介石、宋子文申诉，目前已有英商5人、美籍8人参加制订请愿办法。

此后，特派员季泽晋在应邀出席天津美商大通银行举办的宴会上遇到曾担任孙中山侍卫长的马昆。马昆为加拿大籍犹太人，早年在华加入国民党，追随孙中山多年，在国民中央政府任职几十年，与孙科、吴铁城等中枢要员私交甚密。经他和南京要员们的多方活动，获得支持，函某部长向法院施压。

此外，他手中还持有其他一些国民党现任要员给平津司法界的密函。由沪来京后拜访了北平司法当局，后来津寓居利顺德饭店。他说：此次来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营救崔古柏夫！我与他抗战前即已相识，深知其为人忠耿，慷慨仗义，战前曾巨金为犹太人从事福利工作，为广大犹太人所钦佩爱戴。此来即带着上海犹太侨民的重托而来。“他一再强调，崔古柏夫定为蒙冤，他绝不致与日本人合作，即便有之也是出于威胁所迫，绝非自愿。在没有获得答复后，他声称将在二日内谒见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向他讨个说法。随后，他又拿着某要人的信函到法院监狱看望了崔古柏夫。国民党外交部了解到此案的复杂背景后，深感此案棘手，令季泽晋每日向外交部密报一次“外侨请愿”的动向，并向天津法院要去了崔古柏夫案的判决书及苏联报纸《俄文日报》对两案的相关报道。

1947年8月25日，南京最高法院做出“崔古柏夫无罪”的终审判决。其理由是，479张皮革系美制的金漆皮，专门制作女鞋、手套之用，并非军用品。1万余公斤山羊皮为日军强制征购，抗战胜利后，已通过苏联领事馆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有苏联领事的证明书。献金献铜系出于日寇之胁迫，伪警察局之摊派，全市住户皆然，迫于环境谁能独免，有犹太公会会长坡亚士诺维赤的证明书及证人证言。至于丰川实为日本机关派进德盛洋行监视崔古柏夫行动的特务而并非顾问。既然被告难以汉奸罪论处，自应认为被告犯罪事实不能证明，应喻知无罪。

判决后，崔古柏夫当庭释放，国民政府也开始办理其财产发还工作。马昆闻讯后再次来津并住在崔古柏夫家中。在马昆的监督下，崔古柏夫财产发还开始非常顺利。但就在崔古柏夫论功行赏之时，马昆却与崔古柏夫发生了矛盾，并从其家中迁出回到利顺德饭店。

崔古柏夫认为他此次获释关键是苏联驻津领事多方运动的结果，遂拟将出售大阔饭店、大利舞餐厅所得9万美金，连同一部分价值10万美元金皮货一并赠予苏联驻津领事馆作为经费。而马昆则以两年来为此案奔走南北，所费不资，崔古柏夫在狱中曾答应偿还其全部费用，但出狱后崔古柏夫并未兑现其允诺的数额，遂认为崔古柏夫食言背信，决定与其断绝关系，并声称崔古柏夫虽非汉奸，但在抗战胜利后收买敌伪物资则属实情，过去中国方面无人能提出具体证据，所以崔古柏夫才得以宣判无罪。他手中掌管着诸多人证物证，拟立即向南京法院告发。他还说，崔古柏夫的二儿子已往澳大利亚求学，其本人也已得到入澳签证，一旦其财产清理完毕，他也将潜逃澳大利亚。

为此，1948年4月7日，外交部令办理出境手续的天津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缓发崔古柏夫出境签证。但同年8月12日，崔古柏夫仍设法离开了天津，经上海赴澳。12月3日转至以色列，德盛洋行交由何尼斯道克和谷利维负责。知情人说，崔古柏夫以一家洋行为代价堵住了马昆的嘴，而其离开天津经上海去澳洲的道路则是用金钱铺就的。

（本文根据周利成同志原著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