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前后的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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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92岁高龄的李希闵老先生是天津近代历史诸多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日前我有幸得到李大爷的回忆录《沽水流霞》，我用了两天时间将回忆录看完后，深深地被李大爷对家乡的眷恋之情、对民族的责任担当所感动！经李大爷当面授权，本馆将首先在微信公众号上进行连载，并于近期以内部资料的形式、重新编排印刷《沽水流霞》这部珍贵的史料。但愿我们的努力可以为今天的天津人了解昨天的天津略尽绵薄。

馆长 齐惠敏

我家原籍山东，自太高祖迁徙来津，到我是第六代。1926年5月，我出生于当时的天津西郊大觉庵村，即今之红桥区前园。从来津的历史来说，我可以算是一个老天津人了……虑及与我同龄的乡亲可能已为数不多，深恐本应留存后世的一些历史事迹年久失传……出于对家乡的热爱，我愿就自己的一些记忆略叙既往……

                   ——李希闵

黯淡了的旭日

从1943年到1944年，日本的败局已定。太平洋上的几次海空战已使日本从偷袭珍珠港、横扫南太平洋时的猖狂逐渐走向末路。战略资源的匮乏和军工生产的落后已使其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制空权、制海权基本丧失，曾经不可一世的零式战斗机已不再有当初的优势。而美国的P51野马、P38黑寡妇战斗机；B17、B24、B25空中堡垒、B29超级空中堡垒等大型轰炸机已经完全控制了亚洲的海空战场。

日军的节节溃败既表现在战局的扭转，也显现在他们对“占领区”管控的削弱，从当时的天津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1943年下半年，我在天津北站工作，曾多次看到美国的P51战斗机不断飞临华北上空袭击铁路沿线，俯冲扫射机车，使列车停驶。日军为了对付这种不时出现的袭击，在铁路沿线修建了许多长百米、高五米、厚半米左右的“待避墙”，当列车遇到空袭时，迅速停车，将机车摘离列车后，开到“待避墙”中，躲避飞机从两侧射来的机关炮弹。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列车因机车被击毁而“趴窝”。喧嚣一时的“大陆交通”（注一）已呈险象，更是统领“大东亚”迷梦即将破灭的前兆。

1944年8月的一天下午两点左右，一架B29轰炸机飞临天津上空，银白色的飞机故意飞得很慢，好像在一万多米的高空停留着向日本示威。日军却毫无抵抗的能力（高射炮够不着，战斗机既少也飞不了那么高）。天津的市民大都看到了这个场景，知道小日本儿快完蛋了。

日本占领当局已无法控制广播信息，人们可以在晚上10点左右用比较高频的收音机收听到昆明国际广播电台播出的《时事述评》和新闻。有一位经常播送这个节目的播音员叫靳迈，《时事述评》播送结束时的一句：“昆明国际广播电台《时事述评》由靳迈播讲，再见!”已经让经常收听的人们十分熟悉。巧的是这位靳迈先生后来来到天津，解放后竟然是我的同事。他对我说了不少当年的故事，并告诉我那时是美国提供的先进设备，专门对沦陷区的人们播报的。就是这些从后方传来的消息，使我们不断得知亚洲的战况：中途岛、珊瑚海日本海军的大溃败、许多航母和大型战舰被击沉、联合舰队已经溃不成军、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已经命丧拉包尔岛……。日本侵略者的末日已经不远，对此已是人人心知肚明的事了。

从1944年起，日本的第二预备役退伍军人（年龄在45岁以下、身体条件尚可的）又被应征入伍，不少日本企业因人员入伍而不得不歇业，兵员短缺的迹象已经显现，海河岸边的大连码头（即被日军“接管”的原怡和码头）也关闭了，再也看不到耀武扬威的日本军舰和商船开进海河。

那时有两趟特殊的列车：一个是“大陆”（列车序号是第9和第10次）；另一个是“兴亚”（列车序号是第3和第4次），都是由朝鲜的釜山经过安东（丹东）、沈阳、天津、北平再南驶广州的“大陆交通使命专列”（双编号的表示上行，行向东京，反之即单编号的为下行）。沿途基本不停车，大小车站一律通过，但不论是停车的车站还是通过的车站，列车到来和驶过时，车站的站长和当班的日本职员（不包括正在操作的人员）必须一律站到列车驶过的站台迎送，中国员工不得靠近。沿途决不允许发生任何事故，如因事故而停车，车上的护卫军人会立即怒气冲冲地走下车来对值班的站长、员工一律暴打，而且还要军法追究责任。我见到的情况是迎送的人员毕恭毕敬，包括站长在内都是战战兢兢。

就是这两趟特殊的列车，到1944年也失去了它的“威风”，基本上是空车南下，实车北回，再不见把日本的高级军政官员送往南方战场，而北回的列车装载的则是伤残军人和死亡的“英灵”（白布裹着的骨灰盒）。

1945年8月14日，人们已经从昆明国际广播电台收听到两颗原子弹轰炸了广岛和长崎，日本已经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公告》，将要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受日本控制的《庸报》到15日仍然丝毫不肯透露相关的消息，但人们却都相互传告着。现在的和平路原来叫旭街，是日本租界的中心地带，这时已经很少见到日本人走动，偶尔有几个日本妇女低头快速走过，也是不敢面对挺着腰板儿的中国人，已是一派亡国的景象，天津的人们则是扬眉吐气的。

8月15日下午2时左右，我看到位于旭街的中原公司（即百货大楼在和平路一侧保留的旧楼）的屋顶塔尖上飘扬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八年的屈辱和期盼终于看到了日本的战败。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互相恭喜，那时传唱着的一首歌曲《恭喜、恭喜、恭喜你》，很快就流行开来，人们争相传唱着。而日本人则垂头丧气，商店关张，一些人都不敢走出家门。我特意到当初谁都不敢靠近的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海光寺去看了看，那里已经看不见凶光满面站岗的日军，只是半掩着的大门内还有人在护卫着，不久，听到卖报人的叫卖声，是《益世报》刊发的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号外》。从这天起，天津人进入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

抗战胜利后的天津

8月15日以后，天津的人们先是“熬出了头儿”的兴奋，不久，积压已久的仇日情绪开始迸发。看见日本人就骂、啐唾沫，到一些日本商店示威，中原公司斜对面（今胜利公园）是一个较大的日本商场：大丸商店，不到半天就进去许多闹事的人，很快就关门歇业了。宫岛街（今鞍山道）花园街（今山东路）交口有一个日本领事馆和警察署，那里的日本警员都戴着白色帽顶、黑色帽沿的帽子，人们把它称作“白帽衙门”，是专门抓捕、拘审抗日人员的，不知有多少抗日烈士牺牲在这里。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开后，有很多人到这里喊口号，砸门，以宣泄往日的仇恨。不久，就出现了哄抢日本商店，殴打日本人的事情。

9月18日，是日本侵占东三省的国耻纪念日，一些学校组织学生到日本租界游行，有三青团的人员开着敞篷车走在前边，车上有人摇动着三青团的团旗（四周有蓝色条边，当中是正方形的中华民国国旗），游行的人们受到了“鼓舞”，冲动的人群开始到日本商店和日本人家里去揪打日本人，于是引起日本方面的关注和不满。原日本驻屯军司令内田银之助正式向当时还在维持治安的伪警察局提出质问，并要求制止这些不应有的行为。

当时伪警察局的局长是刚上任不久的庆超，刚离职的局长是闫家琦，见到情况严重，立即致电已明令任命为天津市副市长的杜建时（身兼第十一战区津、塘、榆代表）和警察局局长李汉元。在接到杜和李命令：“在目前情况下，原伪警察局必须继续维持天津的治安，制止一切不应有的纷乱行为，否则要追究责任，应立即动用警力劝阻这种可能导致意外的骚乱。”后，伪警察局才出来平息乱象，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意外”：当时天津并无中国军队，美军也还未登陆来津，日军虽已投降但尚未缴械，而且当时保定、唐山一带的日军正在持械向天津集中（准备投降），如果激起意外的纷争，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美军在塘沽登陆进驻天津

9月28日，第一支美军在塘沽登陆，这是占领冲绳的原美军第一海陆师团改编成美国第三军后的第一师的一个团，下午3时，由第三军参谋长瓦尔登准将率领来到天津市。大批市民和大中院校的师生到解放桥附近欢迎盟军。10月1日，第三军军长K.E.骆基少将、第一师师长派克准将和第一师的两个团以及直属部队也先后来到塘沽和天津，骆基少将等人住进利顺德饭店，把司令部设在承德道解放路口的原法国租界公议局（即原天津市图书馆）。

美军来津的目的主要是压制投降后的日军并代表联合国中国战区接受驻津日军投降。本来接受天津日军投降事情应是由国军的第十一战区负责，因为第十一战区的部队第八军军长高树勋在邯郸起义，同来的第四十一军军长马法吾被俘，所以没有军队能够北上，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字仿鲁）不得不派他的副参谋长陆军少将吕文贞（字石如）先行来到北平成立前进指挥所，吕文贞为主任，并在天津设立前进指挥所天津代表办事处，暂由已被任命为河北省政府财政厅厅长的施奎龄为代表，暂授少将军衔，组建天津代表办事处，协筹办理接受驻津日军的投降事宜。

与此同时，已被任命为天津市副市长的杜建时也在9月上旬来到天津，他被孙连仲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口头任命为第十一战区驻津、塘、榆（山海关）的代表和北宁铁路南段护路司令，也负有接受日军投降的使命。杜建时、施奎龄在骆基一行来到天津的次日即到利顺德饭店作礼节性拜会，并约定10月4日在常德道2号前进指挥所天津代表办事处开会，商定接受日军投降事宜。当时中方虽有各种职位的官员，但无任何正规军队，杜建时来津前虽经国防部发给他的原在平、滦等地的伪军名单，并被授予收编伪军的职权，也只是把对情况毫不了解也不知有多官兵的各路伪军一律暂时授以“师”的番号以充门面，勉强“维护治安”而已。所以接受驻津日军的投降一事，只能完全由美军主持。

驻津日军投降记实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驻津日军的投降仪式在承德道美国第三军司令部门前广场举行。司令部大门上方的旗杆上挂着蓝色二星军旗（美国的少将是二星将军），司令部前广场上摆放着一张大的桌案，上面放着受、授降的文件，案桌左右各立着一名负责司仪的美军军官，离广场两边各约100米处有美军列队警戒，广场南边有一队全副武装的美军整齐地排列着，是对国旗和受降仪式的警卫。大门东侧还有一小队全副武装的美军监看着前来投降的七名日本高级军官。

9时整，瓦尔登准将宣布授降开始，在广场南边的旗杆（我记得广场上原来没有旗杆，可能是临时搭的旗杆，我站的地方看不见）升中华民国和美国国旗，美军的军乐队奏中华民国和美国国歌，全体美军官兵、中方官员、盟国参加仪式的有关官员，投降的日本军官均立正向国旗敬礼。随后，骆基少将在桌案前就坐，投降日军的七名军官在内田银之助中将率领下，成单行走向桌案，排成横列站在桌案对面，一同向骆基少将敬礼，骆基起立还礼，然后在主持仪式的美国军官指令下，内田银之助等七名日军军官陆续走向洛基，把自己的军刀摘下交给洛基，以示投降。司仪军官把收缴的军刀依次摆列到另一张桌案上。

随后，内田走到洛基对面的桌案前，在投降书上签字，骆基少将也在相关栏上签字。签降仪式结束后，骆基少将宣布将内田银之助扣押，其他六名军官移送到南货场（注二）另行处理。全部仪式用约一小时。

日军投降后，原来在海光寺的驻屯军司令部改为日军善后联络部，为了与中方联系，联络部派了一个今田恒次少尉常驻前进指挥所天津代表办事处，随时接受中方的指令。

10月7日，孙连仲来到北平，正式任命杜建时为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驻津、塘、榆代表，并在成都道原张自忠将军的住宅门前挂起“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驻津、塘、榆代表办事处和北宁铁路南段护路司令部”的牌子，今田恒次也即从前进指挥所天津代表办事处转到该处担当联络任务。北平前进指挥所和天津代表办事处相继撤销。施奎龄先是以河北省政府公营事业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名义办理了一些属于河北省管界的日本企业的接收事项，如秦皇岛的耀华玻璃厂、石家庄的井陉煤矿等。不久即以原职务到保定担任河北省政府的财政厅厅长，不再参与天津的事务。

遣返日本战俘和日侨

日本投降后，在天津集中的日俘和日侨共约二十八万余人，从各驻地集中到天津后，都是先在南货场住留。第十一战区司令部派少将高级参谋刘雪松和刘云楷组建塘沽港口运输司令部（我祖父的学生陈隽如是司令部的参谋长），与美军协调办理遣送事宜。

遣送过程采取先军后民的办法，先把日俘编成大、中、小队，一个大队约一千人，由士兵推举大、中、小队长，分批送到塘沽，在塘沽的西新港（即今津海大桥北侧）所设的集中营等候遣送。

塘沽集中营的主管是一位名叫岳克川的少校，他曾带我去过那里，看到中国军官对日俘训教，让日俘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给世界造成的危害、孙中山提倡的三民主义、世界大同的大义、黄种人应该互助相亲，以及中华民国政府对战俘的宽容，要他们反思自己的错误等等。对日侨集中后的情况我没见到，大概差不多。这些日俘和日侨是分批由美军出动近一百艘登陆艇，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全部遣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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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日本侵华时曾扬言要在三个月内结束侵华战争，并打通南下的交通道路以实现其称霸亚洲的枉想，并对此称为“完成大陆交通”的使命。当时掌控华北铁路的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社训”的第二条就是：“完成大陆交通之使命”。

注二：南货场是日军在天津的重要军事仓库，地址在河东区郑庄子，面积很大，超过十万平米，四周有高大坚固的围墙，围墙遍布大小碉堡，有护城河围绕，那时人们称其为“军仓库”，中国人是从来不敢靠近的。日军投降后，这里是等待遣返的十万多日军战俘和近十八万日侨的主要集中地。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