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记者 朱凯 去年7月,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布通知,鼓励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一年多过去了,政策逐步落地实施,进入市场的各类长租企业多起来了,部分地区的金融信贷政策也有所倾斜。但在租赁市场发展的同时,北京等一线城市的住宅类房屋租金却迎来了大幅上涨,“月薪近万白领不堪忍受高租金”一类的新闻不断刷新网站头条。 有人调侃说,但凡政府鼓励什么,什么就会涨价。事实上,这一点多多少少得到历史的证明。当然,政府的初衷是好的,但在政策鼓励及相应“优惠”刺激下,大量涌入的投机者瞄准商机,对租金非理性飙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 近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对自如、相寓两家住房租赁企业进行现场执法,查实北京自如生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涉嫌存在违法违规问题。据披露,部分违法中介,不同程度存在带头囤积房源、抬高房租和损害租户利益等行为。另一方面,近一年来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呈现小幅回升势头。如今正逢毕业季,旺季的房屋租赁需求陡然增大,价格自然也会水涨船高。这次引发市场极大关注的租金上涨,既有外在炒作因素,也受内在供求关系、成本推动等经济学原理的影响。 这其中所谓的“成本推动”,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去分析。一方面,政府部门虽然鼓励租赁市场发展,并给出真金白银的刺激手段,但在任何事物发展的初期,成本扣除因素所引发的价格上涨是一种常见现象。比如说,不管国家政策是否鼓励,可供出租的房源在既定的时期内总是基本固定的,不可能如某些企业的豪言壮语一般——“一个月内向市场放出8万套租赁房源”。另外,至于个人房主提供的租赁房源数量增减,更是具有较大的随机性和盲目性,难以立竿见影解决季节性的供需不平衡问题。 另一方面,长租企业介入租赁市场,或是集中改造一些原本非住宅性质的物业,或是从个体房主处获得房源,都存在较大的初期装修与改造成本。这些金额不菲的一次性投入,势必以某种比例分摊到每位租房人的身上。例如,自如公司要从个人房主那里抢来房源,一定程度的市场化抬价是必须的,如果还要按照统一风格进行装修,则又是一笔较大的成本支出。此外还不包括某些房屋中介机构在管理上存在漏洞,其员工个体恶意哄抬租金、私下收取好处费等,这些成本也都会转嫁到租房者身上。 举一个例子,十几年前我由老家初来上海发展时,就有过多次租房经历。虽然也东拼西凑在外环近郊按揭了一套百余平方米的房子,但由于是尚未完工的期房,故租房生涯也相当漫长。后来自己的房子竣工交付了,简单装修后入住没多长时间,又无法忍受每日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颠簸,便决定把新房出租给他人,自己支付近千元的差价,在单位附近租借了一个30余平方米的小屋。有过租房经验的人都知道,离单位近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与自购住房略有不同。 我近郊的那套新房,租给了在上海市区城隍庙开店卖太阳帽,但制帽工厂却在距离此处不远的一家三口。当时合同里面还专门注明,只允许一家三口居住,如果有新增人口,必须经得房主同意或支付额外租金。可见我对新房还是格外爱惜的,租给他人自然心有不舍。而那时的每月租金仅为1600元。租住第三年时,这对夫妇生育了第二胎宝宝,后来他们老家的父母也过来帮忙照应,这样一来,原本夫妻俩加一个7岁男孩的三口之家,竟陡增为6人。更不可理解的是,他们并未主动告知我这一情况,当我某个双休日顺便过来玩时,才看到这一窘境。不仅如此,我看见偌大的客厅竟变成了一个大仓库,布艺沙发被挪到卧室给他父母当床用,客厅则堆放了一箱箱几乎靠着天花板的纺织品货物。当我要求增加房租时,精明的商人并未理会我的要求,他们一分钱也不肯多付。雪白的墙壁被孩子用颜料笔画得如印象派的画作,还有随处可见的球印、鞋印以及出现裂纹翘起的木地板……对房主来说,各种显性、隐形成本数不胜数,我的亲身经历也许就很有说服力。再选择租客时,我变得更加谨慎,但后面还是防不胜防地遇到了数次令人头痛的麻烦事儿。租房其实是个技术活,不管是对房东还是租客。 与房屋销售不同,租赁市场有其复杂多变的独特性。由专业的租赁企业来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对大量分散的个体房主来说也许并非坏事,最重要的是节省了巨大的管理成本。特别是某些老旧小区,由专门机构统一改造装修后出租,只要涨价相对合理,对租客来说也应该是一件可以接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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