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朋友圈出现一张“晒出游”的照片

英铭稻草人

坐标：加拿大·加拿大斯特拉特福 莎士比亚小镇


有三个“斯特拉特福”镇，一个在美国，一个在英国，一个在加拿大。英国的斯特拉特福镇是著名的戏剧大师和诗人威廉.莎士比亚1564年诞生在这个古老而又雅致的地方。而加拿大斯特拉特福镇正是因为与莎士比亚的故乡同名而受到许多旅游者的青睐。


戏剧之城，文化重镇。文化、旅游、教育是小镇的主要经济组成，莎士比亚戏剧节是小镇的经济支柱。


据介绍，20世纪50年代，记者Tom Patterson看到因铁路运输业衰落、小镇经济不振，建议创办以演出莎士比亚戏剧为主题的戏剧节，此举得到政府与各界人士支持。


1952年10月，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在埃文河畔成功举办，当时只是在帐篷下演出，仅寥寥数十人参加。自此，每年5-10月这里都举办莎士比亚戏剧节。小镇先后兴建了戏剧节剧院、河畔剧院、电影剧院和汤姆.帕特森剧院4座风格不同的剧院，常年上演莎士比亚古典剧,俨然成为一座古典戏剧城和可贵的戏剧教育基地，每年都有很多戏剧专业学者和学生到此观赏。每年戏剧节期间，除主剧院外，同时在15个演出场上演近百场优秀剧目，吸引约60万观众，它成为北美最大、历时最久、吸引观众最多的以演出莎士比亚戏剧为主的艺术节；主演《音乐之声》和《星舰奇航记》的加拿大著名演员和国际表演艺术家都曾在小镇戏剧节演出。

英铭稻草人

天津：十种文化的交融
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的天津市，地处太平洋西岸环渤海弯边的华北平原东北部，位于海河流域下游，东临渤海，北依燕山，西靠首都北京，总面积1.19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商业都市和港口城市。天津建城600年来，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对天津城市文化的形成以及多元化、兼容性的特点，进行简要的剖析和阐释，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天津地域文化是由海河文化、城厢文化、寺庙文化、移民文化、军旅文化、漕运文化、商埠文化、码头文化、租界文化、慈善文化等10个方面融合而成的。

1、海河文化

    天津的自然生态环境，是长期由河流淤积而形成的沿海平原。水是这座城市生成和发展的原动力。贯穿天津的海河，将北运河、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与渤海沟通起来，直接影响着天津的城市风貌和风土人情。天津城市发展的最大优势，就是河海交汇形成的水文化。以此为滥觞，又派生出运河文化、漕运文化、码头文化、盐商文化、港口文化及商埠文化。可以说：“水”是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第一要义。水文化的流动性，催生了天津都市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

    天津从村落开始，就借助与水密切相关的鱼盐之利而发展；隋炀帝开通大运河之后，天津又和黄河、长江水系相连，南粮北运以及盐业的发展，使天津成为河海交织的航运码头，从而促进了漕运、商业、贸易的发展。天津在明清两代是拱卫京师之门户、河海转运的枢纽、贸易繁茂的商埠。在当时，粮、盐贸易为其两大经济支柱，而鱼、盐是天津两项重要的财源。

2、城厢文化

老城厢是天津形成和发展的摇篮，从建城以来，直至20世纪20年代，老城厢始终是天津市的中心区。1901年，城墙拆除，在原址建成东南西北四条马路。老城分四个居住区，即东北角、东南角、西北角和西南角，建筑风格和道路形成各有不同。东北角和东南角多为商贾富户，建筑宏伟，院深宅大。而西南城区，地势低洼，是贫苦百姓的居住地。因此素有“北门富，东门贵，南门贱，西门贫”之说。

城厢文化属于上层儒雅文化，如果说：明正德十一年（1516），天津记载中的第一座官署园林——浣俗亭（筑于户部分司官署内），开创了天津上层儒雅文化建设的先河；那么，天津城四面的门额——“拱北、定南、安西、镇东”——和鼓楼上津门诗人梅宝璐撰联——“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则是天津儒雅文化的典型昭示。老城里是文风鼎盛、名流荟萃之地，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文庙、问津书院、会文书院、中营小学等为天津教育的发展居功至伟。严修、张伯苓、林墨青、刘宝慈等教育家，在老城里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这里有名人故居多处，如著名书法家华士奎、实业家范竹斋、古文字专家王襄、教育家马千里、书法家孟广慧、小说作家刘云若等人的故居。还有大院宅第多处，如仓廒街徐家大院、北门里卞家大院、东门里姚家大院、府署街王家大院、南门里祁家大院、二道街于家大院、东门里杨家大院等

3、寺庙文化

有些学者认为，从信仰习俗层面分析，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原生点是妈祖崇拜，因而说“先有娘娘庙，后有天津城”。天津妈祖文化虽地位显赫，但并不排斥异己、唯我独尊，在天津，儒、道、释等传统文化以及外来宗教文化各行其是——以天后宫为代表的妈祖民俗文化、以祭祀孔子的文庙和祭祀关羽的武庙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大悲院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以玉皇阁、吕祖堂为代表的道教文化、以清真大寺为代表的伊斯兰文化，以及以望海楼、老西开教堂为代表的天主教文化等，在这里构成了多姿多彩的多元状况。究其原因，一是天津地域文化成型发展时间不长，传统的主流文化不足以罢黜百家，因而缺乏束缚力；二是在这座移民城市里，土著人口较少，故而风俗与信仰处于混杂和互不相扰的局面。

旧时，天津民间信仰多种神灵，反映出天津地域文化兼容并包、异彩纷呈的特色。大批移民聚居津门，孤独求助的祈福心理、畏惧灾祸的避祸心理，加之各地移民来形形色色的神偶及其民间宗教传说，就形成了天津民间的多神崇拜。随着文明普及和社会进步，人们对诸神的信仰早已淡漠；但以寺庙为名的街巷，作为历史文化的见证，却仍活跃在人们的口头上和记忆中。

4、移民文化

《天津卫志》载：“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这是说，天津筑城设卫之后，商贩船家云集，戍守军旅常驻，流动人口激增。通过来往于三岔河口的无数船舶，天津城接纳了漕运船民、移居商贾、垦戍军士、破产农户和外省务工人员，形成“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1845年编写的《津门保甲图说》显示，城内和北部、东部沿河一带属于城区范围的居民中，土著居民为740户，仅占全城区总户数的2·28％。这表明在天津城市人口中移民占了绝大比重。另外，河北、山东、山西一带的农民，成为天津移民的另一主流。

外来人口向天津的大规模迁移，为天津近代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下层移民提供大量人力——其谋生出路，一是进入天津近代工厂做工或到商店学徒；二是以码头苦力、人力车夫、家庭雇工、理发、垃圾清理、废品回收为生；三是以沿街叫卖或手工修补为业；四是无业游民和乞丐。中层移民——中小企业家、知识分子、经管人才和科技人才，他们荟萃津门，成为天津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上层移民——军阀政客、清朝遗老，以及地方豪富商绅，由于失势下野或逃避战乱，纷纷迁入天津租界，为城市经济注入了大量的货币资金，同时，又形成了独特的“寓公文化”。总之，移民文化与天津原生文化的混杂和碰撞，南北交融，雅俗共存，形成了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多元化和天津社会生活的多样化。

5、军旅文化               
                     
十五世纪初年，明成祖朱棣在迁都北京时认为：临近京畿的海滨无防，犹如庭户无门，遂调来淮军前来镇守，并赐名天津，扩寨增防，按军事建制设立天津卫。作为军事卫所，戍守的军士成为移居天津最早的居民。历代屯田士兵、漕运水手，以及李鸿章驻津的淮军、袁世凯在津训练的新军，都为天津地域文化增添着军旅气氛。造就了天津民俗尚武的豪气和坚忍不拔的性情。

在明清两代，军人及家属在天津是高度集中的群体。军旅性格中坚忍不拔的硬性，与移民性格中燕赵慷慨的豪情相结合，就形成天津人的性格主调——豪爽直率、爱憎分明、疾恶如仇、见义勇为，以扶弱济贫、打抱不平为尚。义和团攻打天津租界以及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都显示出天津人勇猛顽强的性情。在天津历来的慈善和公益事业上，典型地体现出天津哥们儿的侠肝义胆和古道热肠。与此同时，也形成天津民俗好管闲事、火气暴烈，甚至“逞强好斗、滋事挑衅”的风气。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就形成了早年青帮、脚行、混混儿等得以在天津码头独霸一方的社会环境。